美國總統 VS 联准会主席

撰文：B圈的詠琪

爲什麼美國總統和联准会主席總是因爲降息問題水火不容？

在美國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場中，有一對永遠不可能和睦相處的「室友」——白宮總統與联准会主席。

一個盯着選票，一個盯着通脹；

一個追求短期繁榮，一個堅守長期穩定；

一個熱衷於「放水」，一個死死擰緊貨幣閥門。

這種張力在川普和鲍尔的對峙中被推向了極致：

一是：川普從上任那天起就不停喊話：「降息！降息！降息！最好從 4.25%一路砍到 1%！」

二是：而鲍尔幾乎鐵了心要頂住壓力，不願再成爲「第二個伯恩斯」。

爲什麼總統和联准会主席，尤其在「降息」問題上總是水火不容？要理解這個問題，我們需要從歷史、現實和制度邏輯三個層面展開。

一、總統的政治邏輯：短期繁榮與選舉週期

美國總統只有四年任期。這意味着：

首先：如果在任內經濟不景氣，失業率上升，股市低迷，選民的不滿會迅速發酵。

其次：爲了爭取連任或幫助所在政黨維持國會多數，總統必須展現「經濟管理能力」，哪怕只是制造一種「繁榮的幻覺」。

1. 降息的政治紅利

降息能夠帶來一系列立竿見影的效果：

企業融資成本下降→ 投資和擴張加速；

家庭貸款更便宜→ 消費、房地產需求回暖；

股市受益→ 資本市場漲，401(k)帳戶變漂亮，選民心情更好。

在這種邏輯下，總統天然傾向於推動降息，因爲它是最簡單、最快速、最直觀的「經濟興奮劑」。

2. 數據支撐

回顧歷史，美國總統的支持率往往和經濟數據高度相關：

裏根：在 1984 年連任時，美國 GDP 增速高達 7.2%，失業率迅速下行，選民用壓倒性選票讓他繼續執政。

小布什：在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支持率暴跌至 28%，共和黨失去白宮。

拜登：在 2022 年中期選舉前，因通脹高企（CPI 一度突破 9%）遭遇極大民意壓力。

因此，總統對降息的訴求，本質上是對連任概率的投資。

二、联准会的制度邏輯：央行獨立性與歷史教訓

與總統「急功近利」的邏輯不同，联准会主席必須考慮的是長週期的經濟穩定性。

1. 联准会的職責

根據《聯邦儲備法案》，联准会有「雙重使命」：

維持價格穩定（防止通脹失控）；實現充分就業。

這意味着，联准会需要在「通脹—就業」的平衡中做出冷靜判斷，而不是爲一屆政府的選舉服務。

2. 尼克松與伯恩斯：央行獨立性的慘痛教訓

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1970 年代。當時美國陷入「滯脹」：失業率 6.1%，通脹率 5.8%。尼克松爲了連任，頻繁施壓联准会主席阿瑟·伯恩斯。數據說明了一切：

1971 年，联准会將利率從 5%驟降至 3.5%；

M 1 貨幣供應量增速飆升至8.4%，爲二戰後最高；

尼克松順利連任，創造短暫繁榮；

但 1973 年石油危機疊加貨幣超發，通脹率飆升至 11%以上，美元崩盤，金價暴漲。

伯恩斯被釘上歷史恥辱柱，他的名字成爲「央行喪失獨立性」的代名詞。

3. 鲍尔的堅持

正因如此，鲍尔面對川普的「猛攻」始終保持克制。

他很清楚：如果貿然大幅降息，不僅可能引發資產泡沫，還會讓美國陷入第二次「滯脹陷阱」。歷史告訴他：總統任期是四年，通脹遺產可能是十年。

三、現實對峙：川普 vs. 鲍尔

在川普第一任內（2017—2021），這種對峙表現得尤爲激烈。

接下來第二任期【2025——2029】，這種對峙會更加光明正大！

1. 川普的訴求

2018 年貿易戰爆發，美國經濟面臨不確定性；2020 年疫情衝擊，美國失業率一度飆升至14.7%，創大蕭條以來新高；川普急需貨幣寬松來穩住股市、托舉經濟，進而支撐自己的連任。

因此，他頻繁在推特上公開點名批評鲍尔，甚至暗示要解僱他。

2. 鲍尔的應對

面對 4.25%的利率，川普要求降到 1%；鲍尔頂住壓力，堅持漸進式降息，而不是「一刀切」；

這讓川普憤憤不平，他認爲：鲍尔直接影響了美國的經濟衰退，讓美國持續維持高利率時代！

3. 數據驗證衝突

數據一：2019 年，联准会三次小幅降息後，標普 500 指數全年漲28.9%，美國 GDP 增速維持在2.3%；

數據二：但 2020 年疫情衝擊導致經濟全年萎縮-3.4%，創二戰以來最差紀錄；

數據三：高利率對等的高失業率，非農數據的不理想。

可見，總統的政治壓力與联准会的「審慎節奏」形成了直接衝突。

四、矛盾的制度根源：央行獨立性與財政擴張

爲什麼這種衝突總是難以避免？原因在於制度設計本身。

1. 「貨幣財政錯位」

總統掌管財政政策，喜歡通過減稅、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；联准会掌管貨幣政策，必須通過加息或縮表抑制通脹。

這就導致財政在踩油門，貨幣在踩剎車。

2. 「短期政治週期 vs. 長期經濟週期」

總統的時間表是四年選舉週期；联准会的考量是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宏觀穩定。

這兩種時間表天然錯位，決定了雙方的利益訴求難以一致。

3. 「債務負擔與通脹控制」

目前美國聯邦債務已突破36.2 萬億美元，財政赤字佔 GDP 比重接近6%。

如果利率維持高位，債務利息成本將急劇攀升（2024 年美國國債利息支出已達1.1 萬億美元）。

因此，總統和財政部更希望降息，以緩解債務壓力。但從联准会角度看，這可能會放大通脹風險。

五、懂王的「無賴戰術」與鲍尔的底線

現在距離鲍尔任期結束還有不到 10 個月【2022 年 5 月 23 日 – 2026 年 5 月 15 日】，川普開始將矛頭從政策轉向個人。

這意味着：

第一：如果鲍尔堅持不降息，川普可能進一步施壓，甚至動用政治資源迫使其妥協；

第二：如果鲍尔妥協，美國可能再次走向「伯恩斯陷阱」，即短期繁榮換來長期通脹；

第三：如果雙方僵持到大選後，鲍尔的歷史定位或將取決於這最後一年。

鲍尔心裏明白：退位後，川普可以爲所欲爲；在任內，他必須堅守央行獨立性，否則遺臭萬年。

六、權力博弈的必然衝突

從尼克松與伯恩斯，到川普與鲍尔，甚至未來任何總統與联准会主席之間，降息之爭都不可能消失。

因爲這不是簡單的政策分歧，而是制度設計與利益訴求的必然衝突：

總統要的是短期政治紅利；联准会要的是長期經濟穩定。

歷史一再證明：當央行屈服於政治壓力時，通脹往往失控，代價最終由全體民衆承擔。

因此，今天的鲍尔寧願被罵「鐵頭」，也不願成爲「第二個伯恩斯」。

而這場關於「降息」的拉鋸戰，注定會貫穿美國政治與經濟的全部週期。

一句話總結：總統要的是選票，联准会守的是信用。兩者水火不容，才是美國制度正常運轉的真實寫照。